冯玉祥、蒋中正、阎锡山（自左至右）在战争爆发之前的国军编遣会议上合影。
从前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，大致是说，1930年中原大战时，阎锡山与冯玉祥约好在河南北部与山西交界的沁阳会师，但因冯玉祥的参谋在抄录电文时写错了一个字，将沁阳写成了泌阳，而正好泌阳也在河南，只不过是在河南南部（现属驻马店），导致部队去错了地方，错过了会师，打了败仗。这个故事常见诸各种出版物，冠以“一字之差，谬以千里”或者“败在一撇上的战争”的题目，用来作为文字工作者工作需要严谨的例证。
但我心里一直对这个故事有点疑问，因为稍稍了解一下1930年中原大战的战况，就会知道冯、阎二人在行军线路上与故事中的会师地点河南沁阳有些差距：冯玉祥的部队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方向，一个方向是沿陇海线从河南北部东进，目标是徐州，主要的战场是在河南北部；一个方向是沿平汉线南下，目标是武汉，主要战场是河南中南部。阎锡山的部队则是沿津浦线经山东南下，目标也是徐州，主战场在山东。如果按照二部的主攻方向来说，会师地点应该就在徐州，说什么也不会去河南西北部的沁阳。或许阎锡山派了一支部队从山西向南部入河南境内和冯玉祥部会合？但冯玉祥的部队在战争开始时，东进非常顺利，早就突破了郑州、开封，与蒋介石部队在商丘一带僵持，如阎锡山要从河南北部与他会师，则应该沿陇海线向东追进，怎么会要让冯玉祥再绕回河南西北部、偏离陇海线的沁阳会师呢？而“泌阳”与“沁阳”虽一字之差，但一北一南，只要冯玉祥部队中有人稍具常识，就应该知道去泌阳和在山西的晋军会师是南辕北辙的，怎会无人质疑，全部傻乎乎地都跑错了地方呢？故事漏洞百出，似乎应如“华盛顿的樱桃树”一样，是被人刻意虚构出来的。
考察这一故事被用于说明语言文字问题的出处，较早、较权威的是出自1981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，于根元、张朝炳、韩敬体诸先生编的《语言漫话》，其中韩敬体先生写的《沁阳和泌阳》一文，指出沁阳、泌阳两个地名字形相像，且又在同一省，很容易弄错。其中说：
据说从前，蒋介石、冯玉祥、阎锡山中原大战的时候，冯玉祥在河南调兵遣将，由于下面官员把沁、泌两字弄混，把沁阳和泌阳两地搞错，调错了兵，结果使自己的军事行动受到很大损失，冯玉祥还为此处决了一个有关的高级官员。
韩敬体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研究员，曾经参与编写过《现代汉语词典》《汉语大字典》等大型字、词典，应该具备语言文字工作者的严谨态度，讲的这个故事虽然出自“据说”的传闻，没有明示出处，应该不会是完全出于瞎编。但故事没有后来传播的那么“具体”，只说故事的背景是蒋、冯、阎的中原大战期间，也并没有说是冯、阎会师，只是“冯玉祥在河南调兵遣将”。
再经一番搜检，终于发现了这一传闻的源头。曾任北京军区炮兵司令员的李健少将在他的回忆录《连天烽火》（华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）讲了这么一个故事：
一九四〇年五六月间，我到作战科当参谋不久。一次呈送作战值班日记，因我疏忽写错了一个字，孙参谋长一看，大发脾气，出口就骂。接着就将作战日记摔到地下，顿时我脸上发烧，心内不满，进退不得，十分尴尬。因我自小脾气倔强，好胜心强，英雄主义思想比较严重，从没受过这种刺激，闹得一时下不来台。孙参谋长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，改换语气说：“当参谋人员一定要十分认真，一丝不苟，你要知道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，有时一字之差，会导致全军覆没。你听说过没有，阎冯讨蒋时，冯玉祥的秘书起草电报，调一个师到河南平汉线驻马店附近的‘泌阳’。粗心大意，少写一撇，写成黄河以北的‘沁阳’，影响了战局，误了大事，秘书长被枪毙。写错一个字，对作战参谋来说，可不是小事呀！”听他这么一说，我心情平静了，拾起作战日记，说了声：“以后不会再犯了，请放心！”就走了，这件事对我教育太大了。……一直到我担任其他领导工作后，也从未降低工作标准，并经常用孙毅参谋长说的“泌”字写成“沁”字，少写一撇贻误作战大事的故事，来教育部下。
“孙参谋长”即孙毅将军，他在北伐及反蒋战争中正是冯玉祥的部下，所说应有一定可信度。而孙将军的回忆与韩敬体先生的说法比较相似，倒与后来的各种说法截然相反了：原来，冯玉祥原本想要让部队去的地方是泌阳，并非与阎锡山会师，却被起草电报的秘书写成了沁阳。韩敬体先生所说的是“把沁阳和泌阳两地搞错，调错了兵”，没有明说是把沁阳错成了泌阳，还是把泌阳错成了沁阳。后世对这个故事进行“再创作”时，因着中原大战的讨蒋主力是阎锡山、冯玉祥，“顺理成章”地又加入阎、冯会师的情节，既然有了阎、冯会师，则又想当然地以为本来要去的是山西、河南交界的沁阳，不该去的是远离山西的泌阳，再没多想一下当时阎、冯二部实际的行军路线。
孙毅将军。
仔细想来，孙毅将军口述的泌阳、沁阳之误，在当时的情况下还是会发生的：冯玉祥的进攻路线除了陇海线外，还有经河南向南进攻武汉的平汉线，而这一路的僵持主战场就在许昌一带。泌阳在许昌的西南侧，正是蒋军的后方，若是冯行奇袭之计，迂回包抄，倒是极有可能下开拔泌阳的命令。孙毅将军所说，也是“平汉线驻马店附近的‘泌阳’”。而部队错去的沁阳则是冯军的大后方，看了错误的电报，误会为可在沁阳暂驻、随时增援也是合理的。
可见，沁阳、泌阳之误的故事，应是由中原大战经历者孙毅将军告诉李健将军，而李健将军在“担任其他领导工作后”，“经常用孙毅参谋长说的‘泌’字写成‘沁’字，少写一撇贻误作战大事的故事，来教育部下” ，从而流传开来（李健将军在《解放军报》高级记者卜金宝采访他时，又特意提及，可见对此事确实记忆深刻。见《新湘评论》2015年第4期《听老将军讲中国故事》），传到了韩敬体先生这里。韩先生觉得这是一个说明问题的好例子，便写进有关语言文字工作的文章，从而被广泛引述。但因未及细节，又遭“进一步加工”，最后广为传播的版本竟将正误关系颠倒了过来。
因秘书或工作人员抄写“一字之差”而造成误会，倒曾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书稿档案中看到过一个真实的故事。1960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向周汝昌先生约稿《杨万里选集》，周汝昌先生欣然允诺。旋即出版社要求周先生先将杨诗文之选目大致选定、寄送给出版社研究后才开始注解工作，这本也是一个合理的流程：如周先生先行全部注解后交稿，如出版社对选目有意见，如此返工或删除，恐怕会做不少无用功。在此事上，周先生却和出版社有了分歧，而这一分歧，竟然就在于出版社缮写公文的工作人员的“一字之差”。1960年6月25日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向周先生致信，档案中保存的公文拟稿纸云：
六月一日惠函已悉。《杨万里选集》的选目，如并不妨碍您工作的进度，仍盼惠寄一阅，以便及时交换意见，我们也一定在短期内对选目作出处理，可否清将已注妥的各首先寄下一阅，以快先睹。不情之请，尚希大力协助为感。
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致周汝昌公文底稿。
但周先生收信后却到了10月15日才回信，信中则说：
前接大示，嘱将“杨万里集”选目并成稿奉上。本当立即遵办，旋以选目随注随核，再三斟酌，屡有变易。所以深慎之。又来示云“不一定立即作出处理”。故遂迟迟未复，歉甚。
现得有力之助，诗的部分已接近毕稿，不日即将此部分全部寄上，如此则选目并注稿可一次予以审查，尤为方便。想荷同意。
此时周先生已快将诗稿注完，并想将诗稿全部注完后一并寄给出版社。而他这么做的原因，正是出版社给他的信里说对选目“不一定立即作出处理”，他怕耽误进度，所以就继续进行注释，没有回复。
但金性尧先生的去信拟稿，明明说的是“一定在短期内对选目作出处理”，似乎与周先生接到的信件有着不小的信息差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在后来的回信中，可以大致找到问题的答案。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0月19日向周先生回信，信中说：
至于来函谓“我们不一定立时作出处理”云云，经查前函底稿，原文是 “我们也一定在短期内对选目作出处理”，请再查阅。如系我们发文缮误，盼将原函寄还，以便检查和改进工作。
10月24日，出版社接到周先生回信：
关于十五日去信所谓“不一定立时作出处理”云云，系匆匆作书，仅凭记忆撮述大意，实未严格引据来函，但自觉大意无误。今次来函指明您所前函底稿原文，系“我们也一定在短期内对选目作出处理”，并嘱再加检阅。今遵嘱查得您所六月廿五日1795号来函，内云“我们也不一定在短期内对选目作出处理”，与汝昌前函所述大旨不异，确称“不一定”云云。今并遵来意将该原函奉上，以备检阅。
周汝昌回信。
11月2日，出版社再次向周先生致信云：
关于六月二十五日函中文字差错，经检查确系我们缮校工作疏忽，除内部已进行检讨外，特向您致歉，祈谅。
出版社在发公文时，是先由一人拟稿，再请室主任及总编等审核修改，最后再请工作人员誊抄，经校对无误后发出。但竟然工作人员在缮写这封信时，将“一定”抄成了“不一定”，核校者也未校出，最终导致了出版社与作者之间产生了一个小误会，与冯玉祥的秘书搞错泌阳、沁阳同属“一字之差”的故事。不同的是，这个误会只是一本书出版过程中的小小插曲，无关历史走向、军国大事，对结果也并未造成太大的影响：《杨万里选集》最终顺利出版，成为了杨万里诗文极有特色的一个经典选本。这与冯玉祥秘书电文抄错导致贻误军机、战争失败又有着天壤之别了。
戎默
责编 刘小磊
